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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概念的界定
编辑:lili      更新时间:2007-11-02       点击次数:5592

 

内容摘要:如何界定有法律意义的错误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认定错误的意义在于,在一定条件下,错误的发生可以使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从而维护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利益。故笔者想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错误概念的界定的比较中得出一点浅薄之见。

关键词:错误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界定

 

错误一词,在汉语里,指不合事实或不合情理。[1]而在法律上,错误往往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刑法中,错误是指行为人实施同犯罪相关的行为时,对其行为的事实情况和法律意义的认识与现实不一致。[2]而在民法中,关于错误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表述不一,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均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并非任何错误都能使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义务。在这一问题上,所有的法律制度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各国的立法均规定,对有的错误法律予以调整,而对另一些错误法律则不予调整。如何界定有法律意义的错误一直以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认定错误的意义在于,在一定条件下,错误的发生可以使受到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主张合同无效的权利,从而维护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利益。但这一范围不能过宽,否则又会毁损交易安全和降低交易效率。

(一)大陆法系对错误的界定

大陆法系的意思瑕疵理论大体是一致的,都是以罗马法文献为依据发展起来的。罗马法上错误一词为ERROR,是指对事物没有正确的认识造成的认识和实际不一致,通常也包括不知。[3]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情形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

法国法基本继承了罗马法的规定,错误一词为ERREUR,其对错误的规定体现在合同法上。在法国合同法中,误解作为同意的瑕疵,指合同的订立是基于对实际存在的事实的一种相反的认识,亦即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对行为的基本条件发生认识上的错误。这就是说,误解首先是指当事人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包括视假为真,或视真为假。[4]可见,法国对错误范围规定得较为狭窄,仅限于对标的物性质和当事人资格发生的错误,并且要求在证明对这两者发生错误认识的同时,必须证明正是基于这一错误情形而同意订立合同的,才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5]瑞士对错误情形规定得比较详细,依据瑞士债务法第24条之规定,有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形:(1)为错误者,欲订立与已同意之契约以外契约时;(2)为错误者之意思,以其所表示之物以外之物为目的时,又契约以待定人为目的而订立时,以其所表示以外之他人为目的时;(3)为错误者约定,非其意思之非常多额之给付,或非常少额之给付时;(4)错误,依交易惯行之信义为错误者,关于认为重要契约基础之一定事实关系时。

日耳曼法系国家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对错误有较之罗马法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错误属于无意识的非真意表示,即表意人出于欠缺必要知识而致使其意思与表示不相一致,从而与表意人的相对人在受领表意人的意思表示时所产生的误解情形区别开来。民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从结构上看由两个要素组成:其一为意思,即当事人旨在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意思;其二为表示,即当事人将其内在意思通过一定方式对外宣示的过程。内在意思与外观表示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意思表示。由此可见,错误的意思表示主要有两种表现类型:一类是对意思表示的内在内容发生错误,例如对法律行为的性质、当事人的标的物及其价格、数量、履行地等的认识错误;另一类是在外观表示行为上发生错误,即表意人对意思表示内容有正确的认识,但在表达上发生错误,如订立书面或口头契约时发生的语误、笔误等情形。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条第2款之规定,错误的意思表示还有一种表现类型即意思表示动机上的错误。意思表示的动机是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的出发点,是实施民事行为的起因,在一般情况下,存于内心、难以得知的动机错误并不能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否则必定有损于交易安全。只有当行为人将动机表现于外部并以条件的形式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时(主要指对当事人的资格或物的性质发生错误认识的情形),而在交易上又被认为是重要的,才可以视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错误。在当今德国,这种错误范围的认定已逐步不再被接受,当前它对错误的范围认定只局限于表意人对表示的内容或其范围的错误。[6]

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民法师承于德国法,学者通常将错误表述为表意者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并不为表意者所知。[7]后来,学者们发现,上述定义并不能包含动机错误,即附着在对象的性质和状态之上的动机上有错误,在动机没有显示在意思表示内容的场合,不存在表现的意思和表示间的不一致。故有学者认为在定义错误时应采取两个场合的二元论说明,即:第一,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场合;第二,意思表示和事实不同的场合。[8]亦有学者将其表述为,谓表意人在意思表示成立过程,基于事实不符之认识或判断所为之意思表示,称为错误。[9]

(二)英美法系对错误的界定

英美法系关于错误问题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方面。错误一词,英语为MISTAKE,美国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500条对错误作了如下定义:“主题的重述中,错误指与事实不符的心理状态。”《恢复原状法重述》第6条也采用了这一定义。基于此,有学者认为错误就是一种想法,所谓错误的想法,就是按他人通常持有的想法加以评判,与他人的想法或与我们所称的事实、真象或现实不相符的想法。[10]而英国学者对错误的定义则与美国学者不同,依英国学者定义,英国合同法上的错误系协议错误(AGREEMENT MISTAKE),指合同当事人基于对方陈述行为、默示或隐瞒而对合同部分或全部事实的错误认识,并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作出了错误的允诺。[11]确切地说,英国法上的“错误”包含了大陆法上的错误、误解和诈欺等情形。英国法受罗马法之影响,当事人由于法律上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即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的错误仅指事实上的错误。

英国法在解决合同中的错误问题上存在两种规则,即普通法规则和衡平法规则。根据普通法规则,当事人一方基于自身原因发生的一般性错误认识并且未引起当事人的实质性误解,合同的生效不受影响,如当事人由于自身原因对其意图表达出现笔误或当事人自己判断上产生的错误或误解等情形。而当事人在订约中存在着实质性错误,比如对合同根本性质的误解,对当事人资格的误解以及关于达到交易目的可能性的误解等等,则均属于影响合同成立的重要因素,所以根据普通法规则,合同中要求必须存在实质性错误,才能影响其效力的发生。这主要是基于阻止当事人利用错误为藉口而随意解除合同的目的。在处理因错误而为的合同规则上,衡平法跟随普通法,如果依据普通法规则认定合同无效,衡平法也不会予以干预。但衡平法为缓和因普通法规则无法处理的困难,较之普通法又规定了更为灵活的救济方式,根据合同法上的不同错误情形,可采取的补救方法有拒绝颁布实际履行令和撤销合同两种形式。拒绝颁布实际履行令是拒绝没有犯错的一方要求实际履行的申请,就是说,犯错的一方所得的援助是不被责令实际履行合同,只须以支付赔偿金代替履行合同。这种做法对双方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干预可减至最低限度,是简易的补救方式。撤销合同的前提是承认合同的原效力,如果宣布合同自始无效,其间介入的第三人的权利就有可能受损,因此衡平法又规定假使第三人因此而遭受损失的不下令撤销合同。除上述救济方式以外,还有两种特有的错误救济制度,即废止与纠正。所谓废止,是指基于错误订立的合同终止履行,但并不自始无效,法院使当事人就其协议再行谈判或将错误造成的损失分配于当事人。纠正合同只涉及在记录协议时的错误,不涉及在达成协议时的错误,纠正合同这种补救方法,一般用来更改条款的陈述错误、条款的遗漏、标的描述的遗漏等,以使条款的表述能更为确切地反映当事人的真正意向。美国法认为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因种类不同而有区别。由于双方均有错误而缔结的合同,如法院同意取消或判决无效,其错误必须是重要的错误,即该错误是导致合同成立的直接原因。美国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在伍德诉博因顿一案的判决书中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原则:“使合同无效的错误必须对合同的订立有重要的引诱作用”。如果当事人基于自身原因出现的单方面错误,因为对方于错误的发生无可指责,因此错误对于合同的生效与否没有任何影响,错误人不能得到任何救济,也就是说,此时的错误人无权要求法院予以撤销或判决无效。这实际上是对行使法律救济权主体的限制。但如果在对方当事人明知或可得知的情况下,所订合同则为不可强制执行的合同。此外,对于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表述的未能反映当事人意思的表示错误,法院将给予更改的救济。

(三)比较结论

1.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例虽存有上述种种差异,但细细推究却发现其于差异之外更有着其内在的共通性。第一,大陆法系错误制度的调整对象中均明确剔除误解情形,对错误与误解有着严格的区分。各国不约而同地认为错误应是指对合同赖以订立的事实条件的一种相反认识,错误制度仅调整表意人出于对事实条件认识的错误或不知致其意思表示与效果意思不一致之种种情形。误解则被认为是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之错误,是相对人在受领表意人所为意思表示时所产生的错误认识。二者错误认识的对象不同。错误的对象是当事人据以订立合同的事实,而误解的对象是合同文本。因而误解之种种情形并不在民事错误制度的调整范围之内。

第二,大陆法上错误之发生仅限于表意人自身原因。若表意人之错误认识系由于相对方诈欺造成,则应归入民事诈欺制度调整范围之中。至于现实生活中因相对方或第三人的非诈欺性错误陈述或隐瞒等情形导致表意人认识错误的,大陆法上却并未规定。传达错误多被视为错误的一种特殊形态,其虽实因第三人原因所致,但第三人被视为表意人之“喉舌”,因其所生传达错误可视为表意人自身原因所致。[12]

第三,在大陆法上,错误基于“严重性”或“重大性”而发挥作用。按照错误者无意思的思想,错误破坏了同意的完整性,因此基于错误订立的合同是不应具有约束力的。但为顾及交易安全起见,各国民法均规定,只有那些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错误才可得救济。只有当错误关乎行为性质、当事人本人或标的物等等情形时,由于其涉及到了交易的“本质”因而极其“严重”,若强制执行合同将会使错误方蒙受重大损失或使其缔约目的有不达之虞。此时,法律便赋予该错误之当事人对其订立的合同生效与否的选择权。至于相对方当事人之情况,多数国家立法对此均在所不问,即便相对方为无辜,对于表意人之救济与否亦不产生影响,只给以相对方一定的信赖赔偿。可见,大陆法中错误制度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对当事人意思质量的关注和对合同内容(后果)公正的强调。

2.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两个主要国家在错误制度的规范范围上呈现出差异。在美国合同法上,错误制度并不规范误解情形,二者被视作不同概念。前者指对“构成双方间交易基础的事实”的错误认识,后者则指“一方对他方所说的---他使用的言词和其他表示---发生错误”。[13]美国法学中的“重大误解”一词专指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主要条款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形。[14]英国法中的错误制度则同时包容错误与误解,将对事实的假定错误和对相对方意思表示的误解都归于错误制度加以规范,对错误案件之处理交叉适用错误、虚假陈述和诈欺规则。

其次,英美法中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相对人的原因导致的,否则,若仅由表意人自身原因引起,则被视为“不应有的单方错误”,合同将不受影响。这一点不同于大陆法的错误,后者是错误人自身原因导致的错误,若因他方引起,则极可能归入诈欺制度调整,至于除构成诈欺情形之外的相对人的其他原因引起的错误,则并不在大陆法错误制度调整之列。英国法中的相对人原因中还包含了“诈欺”情形,因而与其诈欺性虚假陈述制度有所交叉。美国法错误制度则不仅明确剔除诈欺情形,而且还将非诈欺性虚假陈述也排除在外,并将其划归到虚假陈述制度中调整,这使得其错误制度与诈欺制度、虚假陈述制度不再如英国法般混淆,规则界限更加清晰。

  再次,英美法大多以发生错误认识的当事人为标准将错误区分为共同错误和单方错误,并分别情形予以不同救济规则。共同错误较易成立一项有效的立约抗辩。在处理共同错误案件时,英美法亦以错误的严重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侧重于实现结果公正,这一立场与大陆法十分接近。单方错误则一般并不影响合同效力,“除非错误是双方的,否则不会因错误而给予救济”,这一度是英美法的原则立场。单方错误仅在该错误之发生与对方具备某种牵连关系之例外情形时才可被法律确认为有影响力的错误,从而使合同效力发生改变。[15]如相对方的虚假陈述或相对方在知情情况下的沉默等均可使“牵连关系”要件得到满足。英美法形成这种独具特色的单方错误救济规则的理由是,这种虚假陈述或沉默等牵连关系的存在破坏了缔约双方之间的程序上的平等,基于程序公正观念来平息单方错误案件中激烈的个别正义冲突构成了英美法的鲜明特色,这与大陆法所一贯强调的结果公正观念形成对照。

最后,表意人自身有疏忽是否对其救济产生影响?英国法认为,若错误纯由错误人自身疏忽引起,则为“不应有的单方错误”,不应给予救济。这一立场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相近。美国法则认为轻微疏忽并不阻却救济,但若错误方具有明显的疏忽,则被视为“自知无知”而仍贸然行事的蠢行,风险由其自行承担,其错误不可获得法律的救济。这一规定基本同于大陆法中日本民法的规定,只是在构成“明显疏忽”的标准上存有差异。

3.小结

与大陆法系相比,英美法系的错误情形涉及得更为宽泛,不仅包含基于诈欺的错误陈述,即包含陈述人能够并应该知道其陈述的事实不真实却仍信其为真实而作出的过失性陈述,还包含陈述人在善意并有充分理由相信其陈述为真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无过失的无辜误述。错误陈述无论属于诈欺性误述或是非诈欺的无辜误述,受害当事人一方都享有合同的撤销权。

可见,大陆法学者与英美法学者对错误的界定是不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错误外延的界定上,英美法上错误的外延较大陆法上错误的外延大,如前所述,其包括了大陆法上的错误、误解、诈欺等含义。因此对民法中错误的界定,错误外延的界定无疑是关键。因此在界定民法中意思表示错误时,必须先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错误主体是否仅限于表意人?大陆传统民法严格区分错误与误解两个概念,错误的主体为表意人,误解主体则为相对人,是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了解之错误。相对人误解情形并不归属传统错误制度调整。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二者单单从概念上区分似易理解,而于现实生活中发生错误或误解纠纷,要分清是表意人表示不清楚还是相对人理解不清楚殊非易事,往往还要探究双方的真正意思。此外,既然对于错误的发生双方均非故意,在法律保护上对双方当事人也就不应有效力上的不同。[16]民法的思想是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上的平衡,若仅允许表意人因错误有撤销权却不允许相对人因误解有撤销权,显然有悖于民法的一贯思想及一般原则。[17]笔者认为,错误主体应严格限于表意人,不应包括受领人在内,受领人的误解对表意人的表示不生效力,但相对方(受领人)因误解陷于错误,则可作为新意思表示的表彰人纳入错误情形之中。[18]

2)错误的发生是否仅限于自身的原因?大陆法上错误之发生仅限于自身原因,而英美法上错误之发生不限于表意人自身的原因,也可因他方原因引起,如他人的诈欺等。笔者认为,错误的发生应仅限于表意人自身原因所致,因他人的原因所生错误,如诈欺等应放到诈欺情形来调整,否则会破坏现有民法体系的和谐。至于传达错误,乃错误之一种特殊形态,其虽实因第三人原因所致,但第三人乃表意人之“喉舌”与“工具”,因其所生传达错误,可视为表意人自身原因所致。从交易安全角度考虑,错误人自身的疏忽于撤销权不生任何影响的做法未免不利于相对人,即便规定错误人撤销后应对相对人予以损害赔偿亦不足以充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当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作法既不是疏忽对撤销权不生影响,也不是要求错误人须无过失,而是要求他不得有重大的、过分的轻率或疏忽

3)将错误界定为大陆法学说上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抑或英美法学说上的“错误指与事实不符的心理状态”?笔者认为,将错误界定为大陆法学说上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为好,因为这种表述方式较能清晰的反映出错误的内涵,全面概括出错误的几种情形,且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而英美法学说上的表述方式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误认识,即法律过于注重对当事人心理状态的考察,从而使人产生一种失衡之感。

综上,我们将意思表示错误定义为:错误乃指表意人因自身原因致其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却不为表意人所知晓。意思表示错误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意思表示自身错误,即表意人的法效意思(主观)与表示(客观)不一致。这是较常见的一种错误形态,如各种表示错误等;二是意思表示之前提或基础错误,即表意人对意思表示之前提或基础之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不一致,如共同错误、动机错误(应限于构成重大的性质内容的错误)等。可见,错误具有以下特征:

1)错误乃是一种法定状态,即表意人的主观真意与现实不一致这一法定状态。只要表意人能证明其意思表示中主观与现实不一致这种结果时,其就是陷入错误。错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状态或外在行为的评析,这与哲学意义上的错误不同,也有别于我们日常所言之认识错误和行为错误。这些错误的考察基点落在行为人的内心意志或行为本身是否与现实或行为人的内心意志一致,如果行为人的内心意志与现实不符,我们就说其是认识错误,而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本身与其内心意志不符,我们就说其犯了行为错误。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对内心意志或行为本身的一种评价问题。而意思表示错误的这种法定状态单纯地避免了对意志或行为单方面评价的问题,因为对其评价要选择参照点,即以何为基点,是行为还是意志,且毫无意义可言。只要表意人在意思表示中主观认识与客观现实产生了不一致,即产生意思表示错误。这样既便于理解,又易于操作适行。

2)错误的发生乃于合同成立之时,即表意人认识所涉及的事实是合同成立时已经存在的事实,这就决定了,如果当事人预计特定的事件或情况将在合同成立后的某一时间发生,但这种事件或情况后来没有发生,这种判断的失误并不是错误,也不是错误规则予以调整的范围。并且错误是意思表示中的错误,而不是履行中的错误。对于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履行中的错误,如误甲为乙而进行交付,这种行为错误,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错误。但赠与合同中的行为错误例外,因为赠与合同以交付为其生效要件,故其交付上的错误也是意思表示错误。其它一些单独法律行为,如抛弃等亦同。对错误的另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合同业已表面成立,即双方的意思表示在外观看来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合同已成立的基础上,探讨表意人是否陷于错误才是可行的。因此,错误在此点上区别于隐藏的不合意。

3)造成错误的原因为表意者的误认或不知。有学者将错误与不知加以区别,认为不知是指不存在正确的认识,而错误不仅如此,而且有积极的谬误认识,即以不真实的观念代替真实的观念,不过,在不知之情形,若表意人知其情形即为表示的,其效力与错误同。[19]表意者的这种误认或不知是由其自身原因所致,通常表现为疏忽大意,如果一方因相对方故意进行的错误陈述或其他欺骗行为而陷入了错误认识,则相对方的行为就构成了欺诈,该行为应适用民法中的欺诈规则。并且,表意人的主观形态表现为非故意,因故意而造成的意思和表示不一致,乃是虚伪表示和真意保留,非错误。通常情况下,错误方主观形态表现为过失,毕竟人难免不犯错。实践中,因过失而造成的错误应予以补救的情形大量存在。但在表意人为重大过失场合,则失去了获得救济的可能。

 

 



[1]《大辞典》(下),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4964页。

[2] 刘明祥:《刑法中错误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2页。

[3] 有学者将其表述为,错误是对某一对象或标的的不真实认识。参见[]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4] 尹田编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5] 尹田著:《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6] 栾志红、刘霞:《试论民法中“错误”意思表示》,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第36页。

[7]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页。

[8] 小林一俊:《意思欠缺与动机错误》,王敬毅译,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四期,第68页。

[9] 陈铣雄著:《民法总则新编》,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546页。

[10](美)A.L.科宾著:《科宾论合同》(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177页。

[11] 何美欢著:《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12] 解志国:《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界定与认定》,载《民商法学》2001年第2期。

[13] []科宾著:《科宾论合同》(上),王卫国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14] 吴淑萍:《民事错误制度研究》(上),200464,中国私法网首发。

[15] 吴兴光 龙著华等著:《合同法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90页。

[16] 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页。

[17] 梁慧星著:《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18] 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

[19] 史尚宽著:《民法总论》,正大书馆1980年版,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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